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最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有两个泡沫。报告中惊呼：人均收入不到美国1/30的中国购房者正在负担着和美国人一样高的房价！(见《市场报》9月5日)
在我国，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暴利行业，拿2003年来说吧，在福布斯《2003年中国内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产的竟多达35名，与其他行业相比，遥遥领先。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商品房价格平均上涨了9.2%，并且这种房价的快速上扬，使原本远远脱离了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房价，更加居高不下。有人认为，房价的上涨已经不需要理由，好消息坏消息都是房价上涨的理由。
面对国家调控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我清晰地记得，一群靠房地产成为富人和掌握着财富的人，在博鳌亚洲论坛，就中国的房价问题，各自吹拉弹唱了一番。他们的论调高度一致，房价还会上涨。不过经过精心对比，可以发现，房地产行业之所以成为暴利集团，是以我国公众承受世界上最高的房价为前提的。尽管从总体来看，国外房价要高于国内，但是美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国内，其房价与家庭年均收入的比例一般在3-6倍之间。而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0至20倍。在美国一套普通住宅大约等于城市居民3-5年的收入，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大约是10至15年。难怪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在研究报告中惊呼：人均收入不到美国1/30的中国购房者正在负担着和美国人一样高的房价！
这让笔者想到了我国大学的高收费。很不幸的是，有人经过比较算出，我国的大学收费同样位居世界第一！和房地产行业一样，教育行业也是我国的暴利行业，同样位居暴利行业的前列。这些事实鲜明地告诉我们，在社会转型期，房价和高校收费世界最高，有违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会给民生和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我们“享受”世界上最高的房价和学费，根源在于公共政策的缺位和越位。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是维护社会公平,应该将公共政策更多地偏向于需要政策扶持的社会弱势群体,但是由世界上最高的房价和学费得知，公共政策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知道，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弥补市场不足的制度安排，更多的体现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承担社会责任等。但世界上最高的房价和学费问题，揭示了公共政策的公平和社会责任品质的流失。笔者以为，公共政策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它是公众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个人牟取利益的工具，维护公共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公共政策应成为维护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的利器。要知道，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其价值取向。公共政策作为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政府产品，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因而其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一本质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内容的合法性。社会的发展和道德取向总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促进大多数人的发展，因为每一个政府为维护其合法性都不得不考虑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世界上最高的房价和学费，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这极易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政府坚定地公众的福利保障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的甚至首要的价值导向。
